在第三届全国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大会上的讲话

来源：乡社中国

在第三届全国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大会上的讲话

（湖南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万春，2024年11月21日）

今天，全国社会工作助力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工作会议在湖南长沙隆重召开。受省委沈晓明书记、省政府毛伟明省长的委托，我谨代表湖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本次会议致以热烈的祝贺，向马培华主席等莅临会议的各位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会议伊始，马培华主席就为我们做出了极具针对性的重要指示，我们务必认真学习、深入领会，并切实贯彻落实。借此机会，围绕马培华主席的指示精神，就社会工作如何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以及如何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这两个关键问题，我想向大家分享三点浅见，以供各位批评指正，权当抛砖引玉。

一、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需走股份合作之路

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要积极倡导“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金联合”这一新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在当前，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持续推进以及脱贫攻坚任务的圆满完成，我国乡村发展正迈向全面小康的新征程，在此进程中，实现规模经营与集约经营势在必行。然而，这种经营模式绝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利益为代价，而是应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加以实现，即推动农民变股民、资金变股金、资源变资产，将劳动分配、土地要素等充分融入股份合作的规模集约经营体系之中。

本次会议为我们提供了诸多成功范例，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在此，我也想与大家分享一个案例。七八年前，我在陕西担任省委副书记期间，主抓脱贫攻坚工作。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引下，我们精准定位，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脱贫路径。我们推广了陕西咸阳礼泉县袁家村的发展模式，我曾安排长沙市的陈刚主席前去考察学习。袁家村人口不足一千，但却能带动周边数千人的发展，每日前来参观考察、体验的游客不下两万人。其成功的秘诀就在于，通过股份合作的形式，将土地、房产和门面进行合理整合利用，实质上是将西安的特色小吃街引入袁家村，由支部书记郭占武带领村民共同走上富裕之路。这一案例充分表明，股份合作、规模经营、集约经营是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

二、通过文旅融合实现规模经营与集约经营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湖南时强调，湖南悠久的历史文化、厚重的革命文化、活跃的现代文化，是湖南的最大优势、后劲和潜力所在。我们必须遵循文化与科技有机融合、文化与旅游有机融合的发展方向，推动这三种文化的协同发展，使其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从农业领域来看，若能将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农业便可以发展成为观光农业；在工业方面，若能融入特色文化元素，先进的工业也能够转变为观光工业。以我们今天所处的铜官窑为例，作为一个投资达100亿的项目，原本的第一产业已转型为第三产业，但目前尚未达到预期的繁荣程度。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走文旅融合之路。而要实现文旅融合，就必须突出自身特色，即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大，人大我优，人优我引领潮流”。基于此，铜官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激活发展潜力。

其一，在铜官窑的3000亩区域内，深入挖掘东汉末期张仲景的历史文化资源。张仲景不仅是一位爱民如亲的好官，更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者。他在担任太守期间，凭借着受扁鹊医术影响所学的高超医术，先为百姓治病，再为百姓断案。我们应秉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要求，大力传承和弘扬这一优秀文化传统。在铜官窑内，打造以张仲景为主题的文化体验区，开设各类高端的药铺子、推拿馆、按摩店、洗脚店等，同时精心策划以张仲景断案为主题的文化活动，通过文化的深度植入，为铜官窑注入新的活力。

其二，充分利用铜官窑所在地是雷锋家乡这一独特优势，实现文化穿越。旅游的魅力就在于能够让人穿越时空，感受不同的文化氛围。我们要将雷锋精神融入到文旅项目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10月28日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会议上所强调的，雷锋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铜官窑的商业运营中，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服务理念，在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回馈社会的基础上，打造一个自由、和谐的商业联合体，让游客在这里感受到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更多人前来。

其三，铜官窑一公里以外的官办博物馆，目前也面临着人气不旺的问题。我们可以按照市场机制，由铜官窑的业主出资，政府做好规划，打通这一公里的连接通道，可以采用有轨电车、缆车或观光车等方式，将铜官窑与博物馆紧密相连。实行“一市两策”，将铜官窑打造成为文旅融合的大型项目，将博物馆打造成免费开放的文化窗口，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从而为乡村振兴开辟一条切实可行的文旅融合之路。

三、推进社会治理和谐之路

作为政协主席，我深知政协的核心价值在于协商，“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沟通协商不仅是政协工作的基本功，更是社会治理的关键所在。在推进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应当遵循“五个推进”原则。

第一，推行“有错推定”。凡是老百姓反映的问题，党委政府及各级部门首先要进行自我反思，若自身存在过错，必须勇于承担责任。

第二，坚持“有理推定”。即便政府部门在百姓反映的问题上并无过错，但也要从百姓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他们的诉求，理解他们的立场，认定其诉求存在一定合理性。

第三，践行“有解推定”。对于百姓反映的问题，即便政府部门无错且百姓诉求缺乏充分依据，但作为党委政府职能部门，面对弱势群体，必须积极寻找解决办法，借鉴“枫桥经验”，确保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第四，严格“依法推定”。对于那些无理上访、纠缠不休甚至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必须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人的素质参差不齐，法治依然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保障。

第五，实施“以案推定”。对于一些复杂的个性问题，在综合运用上述四种推定方式仍无法解决的情况下，需要对症下药，根据具体案例的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在此，我想通过分享一个我亲身经历的案例，来进一步阐述社会治理中“五个推进”原则的实际应用。1991年，我在河南红旗渠所在的林县担任县长。当时，林县和顺镇东山村发生了一场山火，五年级学生的班主任带领学生上山救火，不幸遭遇龙卷风，导致5名学生遇难，5名学生受伤。事发时，县委书记正在日本考察学习，我主持县里的工作。由于当时通讯不便，无法及时向书记汇报情况，我当即决定对遇难的5名学生予以厚葬，并给予定额补偿，该问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得到妥善解决。然而，5名受伤学生的伤势严重，尽管我们全力进行救治，但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技术有限，且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对治疗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断向上级部门反映问题，从安阳市一直反映到国家信访局，各级部门均要求我们重新处理。在多次处理后，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孩子们甚至前往中办、国办上访。中办、国办认为他们存在无理取闹的行为，将他们遣返至河南。回到河南后，这5名孩子与其他一些无理上访人员一起冲击省委机关，试图以此获取经济利益。省公安厅随后对他们采取了拘留措施，但他们翻窗逃跑，并前往新华社河南分社，向记者哭诉称自己是流落街头无人管理的烧伤少年。记者以此为素材撰写了内参清样，这份清样呈递给了总书记、总理、委员长和政协主席四位一把手以及十三位副国级领导，乔石委员长甚至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5000元捐给了这些孩子。随后，中央、省市以及新华社派出三级工作组进驻林县，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在与工作组、林县四大班子相关成员以及受伤学生及其家长的首次见面会上，我发表了讲话，主要阐述了以下四点内容：

第一，我深刻认识到，从1991年学生受伤到1997年，林县未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给中央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我作为当时的主要负责人，难辞其咎，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包括法律责任，无论如何追究都不为过。

第二，对于孩子们提出的每人补偿2000万、安排漂亮媳妇、将父母转为公务员、24岁后提拔为科局级干部等要求，乍一听似乎有些过分，但换位思考，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遭受如此严重的烧伤，我也会不惜一切代价为其治疗。因此，我完全理解孩子们及其家长的心情，我们绝不能再指责他们心理扭曲、无理取闹，而应将心比心，换位思考，以理解和沟通作为解决问题的思想基础。

第三，作为林县的县委书记，我深知手中的权力是组织和人民赋予的，不能随意滥用。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我必须充分考虑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的3000名林县烈士，包括孙占元烈士，以及修红旗渠时牺牲的189名烈士，还有其他因公受伤、死亡的烈士和工伤人员的情况。如果随意满足这几个孩子的不合理要求，将无法向这些烈士及其家属交代，也难以对今后可能出现的类似事故做出合理处置。基于此，我将充分利用自身在安阳常委的影响力，在安阳全市范围内为孩子们组织募捐，同时利用县委书记的身份在全林县进行募捐，并依法依规依政策，将各项补贴顶格发放，全力为孩子们疗伤。

第四，尽管我在基层工作多年，对实际情况较为了解，但也深知自身视野存在局限性。各位上级领导站位更高、视野更宽，我将虚心听取领导们的意见和建议，不折不扣且创造性地抓好落实工作。

在我发表这番讲话后，工作组的组长、副组长以及其他成员均表示，我作为县委书记的表态合情合理，林县在过去几年的处理过程中也已尽力，后续工作重点应放在对孩子们进行思想政治疏导，帮助他们抚平内心创伤，使其回归正常心态。对于孩子们提出的合理诉求，要一分不少地予以满足；对于不合理的要求，则要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工作。最终，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我即将离开安阳常委、林县书记岗位的前4个月，这一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孩子们不再上访闹事，国家信访局和省信访局也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这个案例充分说明，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只要我们肯下功夫，就一定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最后，预祝本次大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来源：乡社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