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党员的一百年

四代党员的一百年

（原文系作者自办微信公号“春在千门万户中”2021年7月1日文章。作者于涛，女，汉族，1970年10月生，中共党员。现任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曾任山东省统计局副局长、党组成员，莱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烟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是党的盛事，也是人民的节日。中国的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着和党风雨同行的难忘经历。此时此刻，不禁想起我家里的四代党员。

爷爷1921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市水头村一个贫农家庭，恰好与党同龄。和旧中国无数的贫农一样，他们家主要靠给地主打工维持生计，受剥削、受压迫、受屈辱，像牛马一样吃苦，像尘土一样卑微，生活里没有一丝亮色。也有人试图通过奋斗改变命运，闯关东、去北京，但无一例外又都带着失败回到故乡。挣扎而无望，似乎是那个乱世中每个人的宿命。他的父亲、叔伯、哥哥、侄女……家族中很多人，或因病无钱医治而早早去世，或因生活重压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这使得爷爷在二十岁出头的年纪就经历了诸多的生离死别。正是因为这些苦难，使得祖辈愿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努力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新世界。

胶东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地方之一，他11岁时第一次接触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粗浅地了解了共产主义思想，实现了最早的政治启蒙，这是他很重要的人生际遇。19岁时，他又因参与印刷抗日书籍，被日伪军抓捕，在监狱里关押了三十一天。一同被捕的30余人中，有8人被确认是共产党员，最终遇难。其余的人经过营救，被赎出狱。这是爷爷又一次与共产党近距离接触。

过了几个月，听说乡公所要再次抓捕他，于是他一路逃亡到了北朝鲜。那时候，他才刚满20岁。伪乡长一伙没抓住爷爷，就把我的奶奶捉去关押审讯。其时曾祖母病重卧床，父亲才出生几个月，全靠他姨家表姐照顾。年三十晚上奶奶被放出来的时候，曾祖母已经去世了。

在朝鲜期间，爷爷依然受着老板和日本人的双重剥削、压迫，挨日本人的打，受老板的骂。冬天衣不蔽体，脚同鞋冻在一起，手都冻烂了。在那个旧时代，全世界的无产者都是相同的命运。

两年后，当他走投无路悄悄返回故乡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在这里建立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爷爷觉得一切都是新鲜的。新鲜的环境，新鲜的空气，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减租减息在进行，穷人扬眉吐气，他同大家一样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觉得这片土地是属于自己的。因为受压迫深重，所以觉醒得也彻底。他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当年就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多年后我到了烟台任组织部长，系统挖掘烟台革命史的时候才了解到，即使在解放区，当时党员身份也是不公开的。

他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是代表穷人、领导穷人闹翻身的，只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就没有错。这成了他一生的信念。于是上级号召什么就响应什么，上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参加农救会搞减租减息、登台演剧搞宣传、训练民兵、站岗放哨、动员参军，还到敌占区参加过一些地下工作，忙碌而愉快。尤其是到了解放战争期间，他带民工支前，运粮、修桥、运黄金和北海币，先是担任分队长，负责一百多人的小车队的管理，后来又转到中队任事务长，参加了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

在解放战争时期，胶东根据地共出动民工280万人次，占全省民工的一半，我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那时候，胶东的男人都以上前线战斗和支前为荣。在建胶东革命纪念馆的时候，我看到一张妇女担架队的老照片。因为男人都去了前线，一个个裹着小脚的妇女就承担了救护伤员的责任。我对着这张照片潸然泪下。那就是1947年前后我们家的状况，照片上抬担架的小脚妇女，就像是我的奶奶。

带队支前的爷爷过得依然艰苦，但是这是在为建立新中国吃苦，他们觉得这样的吃苦有意义。他在自传里记录过，在运送军鞋的时候，自己的鞋破了，宁可光着脚也不动军鞋，更不用说随时有轰炸、有同伴牺牲，自己也负了伤。最终，爷爷历时一年多，圆满完成任务，被授予二等功。

那时候，华东局提出了民工队的政治工作方针是：“常备民工队是大学堂”。爷爷就在这个大学堂里迅速成长起来。带着民工返回乳山之后，爷爷因为工作能力突出，被分配在县财政科工作，1951年下半年任县财政科科长，也即建国后乳山第一任财政局长。1952年底被调到省政府工作，直到1972年5月在开会时突发脑溢血去世，终年50岁。

一个苦难农民的孩子，能够成长为一名党员干部，成为一个在省政府辅助决策和从事文字工作的人，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用爷爷自己的话说，那完全是党培养和教育的结果。党让无数牛马不如的“人”成为了真正站起来的人，党又不断地吸纳群众中有觉悟的人加以培养，使他们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这是我们党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这个穷人自己的组织，像我爷爷这样，很多原本也是非常聪明、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可塑性很强的人，最终却只能在社会最底层挣扎一生，无声无息地在悲惨中离开这个世界。是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赋予了他们人生全新的意义。

爷爷去世时，我才一岁半，是他唯一见过的孙辈。每年清明，父亲总要带着我们去英雄山为爷爷扫墓，给我们讲他的故事。这让我们从小就感受到，家族史也是国家史，一个家族的变迁折射出的是国家和社会的变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爱党爱国，忠于人民，这成了我们深植于内心的习惯。

父亲1941年出生，1952年就跟着爷爷进了城。因为爷爷解放前一直在外面革命，村里的老乡给了父亲诸多照顾。尤其是“还乡团”好几次抓抗属，也是村里的老乡掩护了他们。所以，虽然父亲十几岁就到了济南，成长在机关大院里，但是他始终觉得自己是农民的孩子，始终不能忘了农民的疾苦。他从不认为自己拥有的幸福是理所应得的，帮助那些生活尚困苦的人，让每个人都能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这样才会安心。

正因为带着这种情感，父亲从没有为我们的事情托关系、找门路，可是对于社会上的陌生人，却有求必应。父亲帮助别人解决工作求学的困难、帮助陌生人伸冤，帮过多少人连他自己也不记清。

一次，妈妈跟他说起有个学生兄妹四人，大的十四五，小的才几岁，他们的父亲在外地工作且身体不好，母亲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所以想给他们一点资助。父亲听了，完全赞同，而且让妈妈把学生父母的简要情况给他。一年之后，他竟然费尽周折把学生的父亲调回了济南。学生一家惊喜交加，觉得能不断得到妈妈的资助已经感激不尽，怎么也想不到父亲与他们素昧平生，却帮他们办了这么一件改变一家人命运的事，于是更加感激涕零。在现在，甚至在当时那个时代，这种事都是很不可思议的，但父亲却做过多次。他不求回报尽其所能地帮助了好多人，而能帮助别人改变命运是他最得意的事情，也是他唯一希望得到的结果。 

他因为经常写文章为群众发声，所以时常有群众慕名找他反映问题。听到那些群众受到不公待遇的遭遇，他总是极为愤慨，寝食无味，郁郁不乐。我家先生和我妹妹都是学法律的，父亲总是要求他们无偿帮助这些群众修改申诉材料，指导他们按程序反映诉求。他对群众不忍心置之不理，只能全家总动员，努力多帮一点是一点。这些都让我深受教育，成为我选择公务员作为职业的初衷。

直到他临终前两天，那时他已经神志不清了，断断续续说着胡话。我使劲辨别，原来在他混乱的意识里，仍然是有人找他申诉不公。他气息微弱地说：“我太累了，撑不住了，你替我去帮帮人家。”我明白，这是他的心事，他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放下人民群众，他替百姓办事的心永远都不肯停歇。

父亲是1964年在大学里入党的，1966年参加工作，2004年退休，2014年8月去世。如果他能活到今天，就有57年党龄了。即使是73岁去世的时候，他的党龄也已经满了50年。

他从事过多个领域的领导工作，每一次职务变动，都靠一股钻劲和韧劲边干边学，对新的专业进行深入研究，很快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我常想，以父亲的勤奋刻苦和钻研精神，如果当初走学术之路，那他肯定会成为著作等身的学者。但父亲似乎更希望通过自己的职务行为，在更大范围内为老百姓做更多的事，所以他没有选择在象牙塔里搞纯粹的研究。

一次，关于某个重大决策产生了争论，父亲发现后，运用自己积累的专业知识，及时向组织提出建议，并不断写材料阐述，最终促成了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也有熟悉的同志劝父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父亲就是这么一个很纯粹的人，身上有一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劲头。一事当前，他从不会考虑自己，总是更多地想着公理、正义和百姓。

退休之后，妈妈劝他修心养性，锻炼身体，别再读书写文章了。但读书的习惯已融入他的血液，所以依然如故。他重读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观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问题，提出了很多鲜明的观点。他写了《应当认清资本的另一面——纪念马克思逝世125周年》，还写了《要认清市场经济的另一面》、《世界金融危机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衰落——兼析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否定、歪曲党的历史意欲何为》、《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搞三权分立》、《人们幸福感不强相关问题的思考》等一系列文章，彰显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和良知。

父亲晚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书生报国无长物，唯有手中笔如刀。”我今年七十初度，理应以有限的绵薄之力奉献给社会。当有一天我要告别这个世界时，我也会坦然地回首平生：没有因为虚度年华而痛悔，没有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党，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作为女儿，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自豪。作为共产党员和国家公务员，我对父亲这样的人满怀敬意，也愿意跟父亲学着做人做事。参加工作后，我获得过5次嘉奖奖励，4次三等功，3次二等功，被评为第四届“省直机关十大杰出青年”、省直机关“我们身边的好榜样”，获得省直机关“五一劳动奖章”。我们的家庭还被全国妇联评为第八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

2013年，我被任命为山东省统计局副局长。2015年1月，在父亲去世四个月之后，我被派到市里任组织部长，终于有了直接为群众做事的平台。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只要不是越权的事，只要是对群众有利的事，只要是对党的事业有利的事，就要充分运用手里的权力，把它干到极致。为党分忧、为民解难，让更多的群众因为我的工作而受益，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

六年时间，我在两个市干组织部长，走遍了所有的乡镇，去过几百个村。周末时间经常自己开着车到村里，到老百姓家里坐坐，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却几乎没回过一次济南的家。我的手机里有很多基层干部群众的手机号码，他们有困难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在出台政策的时候，也总是愿意听听他们的意见。

而在部里，我遇到了一群有信仰的同事。大家想在一处，干在一起，并肩战斗。每个人都激情满怀，每个人都有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干不成的事，来调研的领导都说，烟台组织系统的干部一聊起工作来眼睛里都是光。

植根于这些可爱的同事和群众之中，我就像一棵树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沃土。

几年来，烟台的人才工作在全省考核中始终名列第一。干部工作的群众满意率始终保持97%以上。我们在全国率先探索实行了干部政治素质考察，《人民日报》整版进行了报道，我还到中组部组干学院介绍了经验。我们在全省率先出台了关心关爱基层干部的二十八条措施，相关做法也被《人民日报》报道，并在全省推广。我们还首创了干部队伍建设智慧云平台、干部队伍数据透视系统、干部人事档案智能化管控平台、无人档案库房管理系统，都获得了国家著作版权。

我们建成了完整的党建引领城市治理体系，城市党建成为烟台亮丽的名片。在街道，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推进街呼区应平台建设，走在全省前列；在社区，整合集成区域内各类资源，协同为群众解难题办实事的“资联网”做法，获评“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创新优秀案例”。出台了全省首部党群服务中心地方标准，实施“红心物业”党建领航工程，居民对物业的投诉率同比下降21%。社区工作者职业体系改革做法被全省推广。在“两新”组织，园区非公企业党建做法获评“2017—2018年度山东组织工作创新奖”，“产业链党建”“嵌入式党建”工作法、新兴领域“集聚区党建+社区式治理”、社会组织参与城市治理等经验在全省推广；在机关，单位和干部到社区双报到，认领项目、组团服务，建立机关“党员先锋队”参与重大任务、突发事件，在全省模范机关建设推进会上交流经验；在国企，探索“资本链上抓党建”、党建标准化质量体系等做法，涌现出万华集团等先进典型；在学校，推进“一校一品”党建品牌创建活动，先后培育了20个市级学校党建品牌，覆盖各个学段；在公立医院等其他行业，创新成立“医联体党建联盟”，建立全省首个上市公司党建联盟、首个化工企业党建联盟、首个快递行业联合党委、首个科技服务行业联合党委。

中组部将烟台市列为“全国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市”，赵乐际同志到烟台调研时给予充分肯定，在全国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上点名表扬烟台的做法。

在农村，我们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小切口解决了大问题。有学者认为，这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改革突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出现的新时代气象，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乡村振兴新道路的宣言书，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业合作化、改革开放初期的包产到户一样，是农村经营体制“第三次革命”，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我忘不了小时候，经常有农民进城要饭，父亲不仅有求必应，更是把他们叫进家门，和我们同桌吃饭，借机了解农村的情况。父亲总是跟我说，农民的幸福关系着国家的发展，一定要关注农民，珍惜农民。能到基层真正为农民做点事是父亲的愿望，可惜他始终没有机会实现，而这成了我推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情感基础。如果父亲看到我替他完成了心愿，找到了让群众共同富裕的好路子，他该多么高兴啊。

我们用极大的努力，系统挖掘、保存、整理胶东历史文化和红色文化资源，建成党性教育基地十几处，系统展示了古代兴盛—近代屈辱—革命建设—走向复兴的完整脉络，以此教育党员群众和青少年，我们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总是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我的祖父、父亲都已经去世了，老党员老革命在逐渐凋零。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再不站出来还原历史，正本清源，如果亲历者来不及把真实的历史保留下来，如果年轻一代被歪曲的历史所蒙蔽，还以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是什么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那么不仅我们党执政立国的合理性会遭到质疑，而且难免重蹈覆辙，使国家民族陷于危难。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就是要用扎实的工作，与历史虚无主义作坚决斗争。这是父亲未完成的遗志，也是我作为党员干部责无旁贷的职责。

个人感觉，自己作为家族中第三代共产党人，做到了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在党忧党、在党护党，应该算是没有愧对祖辈、父辈。

我有一对双胞胎儿子，与马克思同一天生日。他们出生后，我曾经很想要其中一个跟父亲姓，好让父亲的学识风骨能有一个嫡传。父亲笑我迂腐，他说，咱们的姓氏有那么重要吗？不管跟谁姓不都是咱家的孩子嘛。周总理没有孩子，但是全国人民都是他的孩子。我觉得父亲说得对。

我在院子里修了一座旗杆，每天早晨带领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儿子三岁的时候就会背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会感慨：“天这么冷，老百姓在外面卖东西真不容易啊”。那时候，他们的理想就是希望能变成一座大高楼，让天底下无家可归的人都住进来。

18岁的时候，他们想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急切地希望成为我们家第四代共产党人。我一开始没有同意。我说，信仰是一辈子的事，你们要先想清楚为什么入党，要端正入党动机。我用小长假带他们去了我一手领着建设的胶东党性教育基地几个教学点，亲自给他们当解说员；我用春节和中秋两个团聚的节日，跟他们一起开了两次家庭民主生活会，一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次开展表扬与自我表扬；我带他们在党性教育基地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假期周末，我经常带他们一起去农村调研，倾听农民疾苦，帮村里解决困难。疫情期间，他们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家上网课。我们全家每周三个晚上，用视频连线的方式一起读《毛选》，读总书记的最新讲话。每次一个人做轮值班长，主持读原文和交流心得体会。而白天，他们则在学习之余，到社区去做志愿者。

19岁时，两个儿子几乎同时成了入党积极分子。2020年8月和10月，他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一起在建党百年前夕，在20岁的年纪，成为了我家第四代共产党人。从此，他们不仅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同志。

总书记说，红色基因是需要传承的。传承红色基因，需要不断锻造自己。爷爷那一代人为建立新中国流过血，父亲那一代人为建设新中国流过汗。现在，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在继承遗志，接续奋斗。我想，位卑未敢忘忧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家风。

愿党的事业生生不息，愿我们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