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县委书记都有这些典型特征

郡县治，天下安。县委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是“一线总指挥”，是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他们的思想状态、精神面貌和治理能力既为各方所关注，也对基层治理产生直接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表彰一批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这份表彰名单使人们对这支队伍的整体面貌又形成了新的认识。那么，优秀的县委书记都有何典型特征？其中又反映出怎样的选人用人新风向？一起关注《人民论坛》独家文章。

数据来源的科学性、合理性是开展有效研究的重要基础。对于干部而言，“优秀”是一个很难单纯用定性或定量的方法来界定的概念。借用有关部门遴选确定的103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名单，不仅直接回应了何以界定优秀的问题，而且解决了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合理性等问题。考虑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推荐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候选人，也都是各地奋战在县域治理一线的积极探索者和佼佼者。他们中的部分人虽然最终未能入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但是在各省级层面脱颖而出亦非常不易。因此，将他们同步纳入分析范畴、作为分析对象不仅必要而且合理。

综上考虑，本文将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推荐的148名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候选人作为分析对象。为了对样本形成更全面的了解和认识，还通过官网等搜集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县委书记本人的重要活动新闻报道、有关讲话等，力求对其形成更具整体性的认知。

优秀县委书记的典型特征

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对148个样本的基本情况形成以下基本数据（见图1）。

▲一是职级高配。一般而言，县委书记的职级属于正处。但是，从图1可以看出，此次各地推荐的优秀县委书记，职级高配的特征比较明显。其中，厅局级占47.3%。进一步分析可见，这些厅局级县委书记，主要分为6类情况（见图2）。

具体而言，北京、上海、重庆、天津4个直辖市，其所辖区县为厅级建制。因此，该地区所推荐的14名优秀县委书记均纳入厅级范畴。南京、深圳、厦门、沈阳等副省级城市，其所辖区县为副厅级建制。因此，该地区所推荐的10名优秀县委书记亦属于厅级。山东省费县县委书记、海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委书记、海南省万宁市委书记被直接明确为正厅或副厅。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南昌小蓝经济技术开发区3个开发区是国家级开发区，按照有关规定，其主要负责人为副厅级。因此，该地区的3名优秀县委书记同样是厅级。由上一级党委常委、副市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兼任县委书记的人选规模也占据了极大比例，共有40人。这些情况足以说明县委书记所受的重视程度。近年来为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中央推行了职务职级并行制度。按照相关规定，一级或二级巡视员虽然为非领导职务，但是职级属于厅级。据此，共有39人属于这种情况。不过，在此次公示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名单中，相关人选的“巡视员”情况并未标注。鉴于此，在统计样本的职级时，亦据此作出分析。

总之，样本的职级高配特征比较明显。比如，江苏省入选4人，其中1人为副省级城市所辖区区委书记，2人兼任设区市委常委，1人为国家级开发区主要负责人。浙江省亦如此，共入选3人，其中1人为副省级城市所辖区区委书记，2人兼任设区市委常委。贵州省入选4人，其中3人兼任设区市委常委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或政协副主席。甘肃省入选4人，均兼任设区市市委常委或政协副主席。陕西省入选4人，其中1人为副省级城市所辖区委书记，2人兼任设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内蒙古自治区入选4人，其中3人兼任设区市委常委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二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从最高学历看，148个样本全部接受了本科层次及以上的高等教育（含继续教育）。其中，有91人接受了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党校研究生或研究生课程班教育。15人获得博士学位，1人正攻读博士学位。在博士学位获得者中，经济学、管理学博士最多，各有6人。海南省推荐的县委书记受教育程度较高，3人中有2人为博士，1人为硕士（见图3）。

▲三是经历了多岗位历练。多岗位历练对干部成长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县委书记面对的是县域范围内错综复杂的问题，这就更需要具备较强的综合能力，而不能局限于某一方面的专业背景。诸多事实清晰地表明，“干部的治理能力并不完全取决于专业基础，很大程度上讲实践历练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数据分析发现，148个样本平均经历了13.4个岗位。其中，超过20个岗位经历的至少有5人。比如，江苏省昆山市委书记吴新明、湖北省咸宁市委常委、赤壁市委书记盛文军等。总体上看，沪宁杭等发达地区的优秀县委书记平均经历了15.8个岗位，他们所经历的岗位数明显要高于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这种情况也许同沪宁杭三省（市）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对干部队伍的能力水平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有关。

总体上看，样本所经历的岗位特征比较丰富（见图4）。比如，排在前五名的分别是县（区）长、团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经济开发区（园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主任）、县（区）委副书记等岗位。由县长（区长）升任县（区）委书记的有90人，有27人经历过2任以上县委书记岗位，有县（市、区）领导班子任职经历的有113人，担任过乡镇党政一把手的有40人，有省市机关工作经历的有9人，有企事业单位（国企、学校、医院等）任职经历的有40人。由此可见，这些优秀县委书记大多经历了多岗位历练，特别是基层和一线的实践锻炼。

值得注意的是，样本数据表明，样本的年轻化特征并不突出。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人分别占57.4%、41.2%，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仅有2人，选用到县委书记岗位的平均年龄是47.3岁。人才成长发展的规律表明，人才的基本成熟期为30岁左右，最佳年龄为35-55岁，峰值年龄为45岁。从这个规律看，30岁左右是干部的最佳起用期。能否在这个时期快速、健康成长起来，既影响干部本人的后续发展空间，也关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因为，在中国的干部队伍建设中，年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权变因素。特别是在领导职数较为有限、岗位资源高度稀缺而竞争又激烈的情况下，年龄会成为组织在挑选干部时重要的参考变量，直接影响着干部的职业生涯和成长预期。对于县委书记这样的重要岗位而言，其岗位紧缺性、竞争激烈程度更加突出。这就意味着谁在年轻之际胜出，谁就占据了相对优势和先机。但是，能否在年轻之际胜出，并不完全取决于干部本人的意愿和能力，还同组织关注度和培养力度密切相关。因此，在个体综合素养较强的情况下，组织层面就要把年轻干部作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蓄水池”，对于看准的、有后劲的优秀年轻干部要大胆使用，最大限度地建立从优秀年轻干部中培养选拔县委书记的“快车道”，防止其成长发展的“黄金期”变成“淡出期”。对于县委书记这样的重要岗位，必要的经历特别是多岗位历练自然不可缺少。但是，“讲台阶”不能唯台阶，要经历不能唯经历，要革除设置隐性台阶的传统思路，防止“板凳”拉得太长而人为扩张县委书记的成长周期，也就是说，既要打破“船到码头车到站，宝刀未老已过线”的“一刀切”现象，又要让优秀年轻干部有奔头，能心无旁骛地发扬“初生牛犊”的闯劲。

优秀县委书记的总体面貌与表现

从学理层面看，干部是否“优秀”是一个很难量化也很难定性的概念。但是，在实践层面，“好干部”是有清晰标准的，而且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得到了一致认同。这就是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据此，有关部门在组织开展全国优秀县委书记遴选活动时将这些标准作了进一步细化，提出了“政治坚定、业绩突出、宗旨意识强、党性修养好”的评选条件。通过对148个样本的整体性分析以及笔者近年来的相关调研素材，可以对这支队伍形成初步的总体映像。总体上看，这支队伍政治立场坚定，干事创业精气神足，有胸怀、有情怀，是一支综合素养高、能力水平强的中坚力量。

▲第一，政治立场坚定，纪律严明。县委书记作为县域发展的领头人，“讲政治”不仅是根本性的大问题，而且是公众对其作出形象研判的直接参照。一定程度上讲，这也是有关部门将“政治立场坚定”作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首要标准的重要原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干部讲政治问题，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全方位对领导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2021年6月有关部门在揭晓此次评选结果时，同样把“政治坚定”摆在首位，认为这是此次受表彰者的共同特征。

权力是把“双刃剑”。县委书记手中的权力作用很实、分量很重，因此面对的诱惑自然也很多。能不能心存敬畏，不仅关乎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且影响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实际上，很多优秀县委书记把防腐拒变作为修身养性的“基础性工程”，在每年年初的党风廉政建设大会上都将廉洁从政作为重要内容。比如，南京市鼓楼区委书记刘军在谈到廉政建设时提出，“要知责于心，增强赶考的自觉；担责于身，强化赶考的担当；履责于行，拿出赶考的作为。”福建省长汀县委书记廖深洪在对县委常委班子成员开展集体廉政谈话时提出，要“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第二，有责任、有担当。“为官避事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在县域，县委书记谋划的是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改革发展大计。特别是当前县一级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需要应对的公共事务越来越多，工作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做好县委书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难。但是，大多数优秀县委书记都有“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具体表现为：一是尽心尽责谋发展。大多数县委书记都有清晰务实的思路，有一抓到底、善始善终的预期，有周全详细的规划，有摈弃“临时工”的准备，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尽职尽责。比如，有着“中国第一县”美誉的江苏省昆山市，其市委书记吴新明接任后就把“促发展抓实绩”作为首要职责。2021年初，他在谋划新一年工作发展思路时提出，“要重点发展昆台融合开放平台，做出实绩”“继续加快融入长三角生态绿色示范区，打造虹桥商务区的配套合作区域，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充分彰显出其尽心尽力谋划昆山新一轮发展的使命担当。实际上，像他这样尽心推动县域发展的优秀县委书记不在少数，他们都把推动县域发展作为普遍共识。二是敢于作为、攻克难题。在笔者近年来的相关专题调研中，很多县委书记都表示工作中遇到的难题一个接一个，产业结构调整、信访维稳、科技创新、队伍建设等都颇费精力。但是，再难也要拿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借容错免责的良好氛围，豁出去、顶上去，带领当地干部群众积极寻找对策、寻求突破。在148个样本中，这种情况较为常见。比如，四川省广元市委常委、朝天区委书记蔡邦银在谋划朝天区发展时，针对朝天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困境，勇敢提出“大路朝天步步高”的理念，通过走“四区合一”和“全域旅游、智慧旅游和惠民旅游”的发展思路不仅实现了如期脱贫，而且带领当地群众走上了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三，成才意识强烈，以创新实干促发展。笔者近年来的调研数据显示，94.7%的受访县委书记认为自己在带着激情和梦想干事创业。梳理优秀县委书记的有关材料，可以发现其作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党为民建功立业。抓改革、促发展、惠民生、保稳定等都是县委书记梦想干好的事业。一些优秀县委书记只争朝夕、全力推动发展。比如，在笔者近年来的县委书记队伍建设专题调研中，大多数县委书记都是把抓发展放在第一位（见图5）。

二是真抓实干勇攀高峰。大多数优秀县委书记能认识到，改革发展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需要转化为实际行动。因此，能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积极作为。比如，浙江省台州市委常委、温岭市委书记徐仁标在谋划温岭十四五发展规划时提出，要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用好政策“窗口期”、战略“机遇期”，全力全速“争拼抢”，对标对表“超创干”，不断提高温岭经济的显示度和贡献度。三是善于抓特色显优势。特色是名片，是影响力和竞争力。近年来，从上到下都强调县级工作要突出特色，因地制宜，主攻有条件、有优势的领域。大多数优秀县委书记都有清晰的抓特色谋发展的思路，摒弃“大路货”的窠臼，在城市建设、产业转型、社会治理、党的建设等方面找特色、求特色。比如，浙江省湖州市委常委、安吉县委书记沈铭权在谋划安吉县发展时提出了特色发展思路，要以新时代浙江（安吉）县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综合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为重要战略支撑，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为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安吉经验。

▲第四，自身素养高，创造了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不菲政绩。良好的素养及能力不仅体现在政治素质、道德品行、作风面貌等方面，还显性地体现在推动地区发展、创造政绩的能力上。正所谓，“政绩出干部”。政绩是干部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砝码，也是组织选用干部的必备参照和基础条件。政绩既表现为GDP的增长、重大项目建设、民生福利的改善、城市面貌的提档升级等硬指标，也体现为区域政治生态的优化、社会风气的醇正、社会治安的好转等软实力。政绩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在金字塔式的干部队伍结构中，越往上岗位职数越少始终是一个无以回避的残酷现实。此时，为了公平公正地选拔干部，组织就会以政绩为参照来选拔干部，干部个人也想以政绩为依托来展现才能并向组织表达希望受到重视进而得以提拔的期待。实践证明，以绩选人决非尽善尽美，但是相比其他方式而言，目前尚是最大共识。当然，通过政绩考核来选拔干部，不可避免地会形成竞争。“晋升锦标赛”就是它的产物。一些研究发现，“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晋升锦标赛结合了中国政府体制和经济结构的独特性质，在政府官员手中拥有巨大的行政权力和自由处置权的情况下，提供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激励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治理方式。”这里暂且不去讨论“晋升锦标赛”是否科学合理，但是必须客观地看到这种竞争方式确实提高了干部本人的综合素养，至少“倒逼”了干部努力地创造了一些政绩。梳理148个样本的基本素材可以看出，几乎所有人在其任期内都创造了不菲政绩。

在提倡高质量发展的当今，虽然发展依旧是“第一要务”和“硬道理”，但是政绩显然不再局限于GDP总量、财政收入、招商引资等传统的正向激励硬指标。政绩考核指标已全方位地覆盖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领域。务实、清廉、担当、作为都成为组织和公众衡量干部政绩好坏的重要参照。正由于政绩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县委书记也根据新的考核要求奋力拼搏，力求在任期内创造更多更优的政绩。比如，无锡市委常委、江阴市委书记许峰所在的江阴市在2020年实现了全国县域基本竞争力“十八连冠”。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虽然地处西部，但是近年来在县委书记王镇义的带领下，发展成效也是极为显著。2020年不仅大力推进重点产业和重大项目建设，完成投资12.2亿元，而且推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这些数据说明，大多数优秀县委书记在履职期间创造了良好政绩，卓有成效地推动了区域发展。选自|《人民论坛》杂志7月下，作者|江苏省社科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