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做事、做学问

来源：学习有理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做人、做事、做学问

专家简介

李忠杰，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首席专家、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长期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基本理论、党史党建、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领域的研究。出版有《社会主义改革史》《与世界对话》（中英文）等数十本著作；主编有《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成果丛书》《全国革命遗址普查成果丛书》等；近年新著有《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党章内外的故事》《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中英文）《改革开放关键词——中国改革开放历史通览》《中国扶贫脱贫史》《世界向何处去》《走向现代文明》等。

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又考入中共中央党校国际共运史专业，成为中央党校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1995年担任博士生导师。1996年成为中管干部，任中央党校校委委员7年。2003年调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几十年来，“双肩挑”是我的工作常态，所以很多人称我是学者型领导和领导型学者。能不能把两副担子挑好？我给自己提出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要求，对我的学生和部下也是这样要求的。三个“做”，简洁明了，但包含很多内容，真正做好更不容易。多年来它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实现三“做”辩证统一，是我一直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和境界。

做人：做正派的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

在我看来，无论在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干什么事情，首先都要把人做好。作为一个学者来说，或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来说，我觉得做人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这也是对我自己的要求。

首先是要做一个正派的人。中华民族历来崇尚正派，如苏洵《用间》所说：“守正为心，疾恶不举；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邪，百补而千穴败”。领导干部要正派，学者也要正派。领导班子中如果有一个不正派的人，这个班子就不得安宁，一个学者特别是搞思想理论的学者如果不正派，就会破坏学术环境。所以，无论作为干部、还是作为学者，我都注意修炼人品，严格要求自己，坦诚对人，与人为善，不与别人争名夺利。只有把人品修炼好，才能树立一个好的形象，才能以人格的力量团结大家，赢得大家的尊重，也才可以与他人合作，有利于开展工作。

其次，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从年轻到年老的几十年间，我不变的初心，就是社会责任感。生而为人，来到世上走一遭，总得为社会做点事。比如，我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期间，组织全国党史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开展了《抗战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重大课题的调研，通过搜集档案资料和走访等，更加清楚、准确地掌握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和损失。这个工作是我们当时从国家发展、国际斗争的现实需要主动提出来的。我们把它当作“基础工程、精品工程、警世工程、传世工程”来抓，倾注了许多心血。这项调研历时11年，先后有60万人参加，最终成果汇聚成200卷的丛书，把当年日本侵略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以确凿的事实揭示出来。中央领导同志十分重视这项调研工程，多次作出批示，认为是“为中华民族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就是社会责任感，对国家负责，对中华民族负责。从2006年至2014年，我还组织党史部门对全国革命遗址开展大规模普查，为我们党进一步加强对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址的保护利用，加强红色基因的赓续和传承，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做人，还要有开阔的胸襟，善于与他人友好合作。当学者的，往往会有很强的个性，组织和单位对此不必苛求。但我做领导工作，就深深以为，这种个性和脾气很不利于团结同志、做好工作。所以，我一再要求自己的博士生，“志当存高远，愿意做小事”。在领导班子里、在学术环境中，我始终“寻求最大公约数”，尽可能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正确看待自己，多看到别人的长处。只有具有团队精神，吸收他人长处，懂得互利合作，才能使一个团队有积极向上的风气。

做事：做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总是要做点事情的。这既是人生的主要内容，也是人生价值的体现。从大学开始，我的人生选择就是做学问，从来没有想要当官。但因为工作需要，还是一步步担任了领导职务，先后在中央党校国际工运史教研室、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政法教研部、科研部担任领导职务，1996年起任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成了一个学者型领导。后来又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位置上干了12年。

既然当了领导，就要在其位谋其政，对得起这个领导岗位，为单位、为社会、为国家多干点好事。我把做事当作自己的人生第一要务，做能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做对人民对国家有用有益的事。

在中央党校时，我作为校委成员参与涉及全校的行政领导工作，负责中央党校的科研管理和党校系统的科研指导。曾参与筹备中央召开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参与组织中央部署的“党的工作机制”问题等多场调研工作，组织全国多所省级副省级党校进行重大课题的调研工作，等等。1997年9月，我当选为十五大代表。在参加十五大期间，由大会新闻组（外宣办）安排，召开中外记者吹风会，向50多名中外记者介绍邓小平理论的情况，回答了美联社、路透社和台港澳记者提出的各种问题。在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岗位上，我积极推动对党代会会址的保护、修复、展示工程，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内的党代会会址都得到了有效保护和修复，并成功布展开放。

研究历史与现实息息相关。它看似是“向后看”，但根本目的是“向前看”，重温历史就是要从中汲取营养和智慧，为当前的进步注入动力。2004年，我向有关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建议，在2005年组织大规模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建议邀请参加过抗战的外国友人、国民党人士以及外国政要参加活动。这次活动除了外国政要没有邀请之外，其他都实现了。除此之外，我还参与组织了一系列重大历史节点的纪念活动。比如，2006年，参与庆祝建党8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筹备工作；2010年牵头筹备了中央部署的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座谈会等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探索和自身建设过程中，党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占有重要的地位，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经验教训。无论是记录历史还是纪念历史，都是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伴随着认识的提高、研究的深入，对这些历史性事件作出最新、最全面、最权威的评价，以便从中汲取深厚的营养、智慧和力量，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这些事的重要特点，既是行政领导工作，又是学术研究工作，两者必须紧密结合，缺一不可。所以，它既锻炼了我的组织领导能力，也提高了我的学术研究水平。现在回顾，感到幸运和满意的是，所有这些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也就是没有辜负党和国家的信任和要求。

做学问：做有战略性、前瞻性的研究

在诸多身份中，学者始终是我最初的底色。我热爱做学问，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我人生中更重要的任务。从古至今，文明需要延续，也需要创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切物质性的产物都会随风飘散，唯有人类文明生生不息。作为一名学者，应该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这是学者的责任与使命。

做学问需要有注释，但主要不是做注释，更不是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我做学问的一个特点，是经常做一些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得益于中央党校这个平台的熏陶，我培养形成了关心大局、注重实践、善于思考、勇于创新的风格和精神，并且通过国内外的学术交流，能及时站到学术探讨的最前沿，准确判断哪些研究是有价值的，哪些研究只是老调重弹，从而善于选择那些走在前沿的课题进行研究。

从大局来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局势急剧变化，对世界、也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随时掌握苏东局势的发展变化，中央成立了一个苏东局势研究组，我也被抽调其中，及时跟踪、研究苏联东欧的局势变化，向中央提供形势分析和对策建议。这段时间里，我参加了很多形势分析会议，参与起草了各项研究报告，加上自己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学术基础，对苏东局势的发展能够作出较为清晰的判断。1991年5月，我向中央提交了《苏联将以何种途径摆脱困境》的内参，明确提出苏联有可能发生军事政变，但不会成功。8月19日，苏联果真发生了军事政变，政变也确实没有成功。

从前沿来说，万事万物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前进，做学问不能刻舟求剑，而是要从现实中发现问题、探寻规律，为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我在长期思考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理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理论。曾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平衡机制》一文。这个理论，简单说，万事万物的运动都需要有两种机制，一个是动力机制，一个是平衡机制。任何社会制度都必须保持动力与平衡之间的相对平衡。社会需要有动力，才能前进。社会也需要平衡，才能稳定。一个真正健康的社会，必须把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结合起来。

这个理论是认识和解释当今中国和世界各种社会问题的一把钥匙，是评价鉴定治国理政效果的基础性标准。它也从深层次上揭示了我国社会变迁和改革开放及其成就的最根本原因和机理。中国的改革开放解决了计划体制下社会平衡有余、动力不足的问题，把人的利益与其行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激发内在动力去革新、去创造。但社会活了，对社会原有的机制和秩序是一个冲击。社会的组织程度相应降低，因此，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乱的现象。因此，必须把握好动力与平衡的关系，着力建设和完善动力与平衡相协调的社会运行机制。

时常有人问我，你是搞什么专业的？我不太好回答，只能说，你看看我写的东西吧。几十年来，我出版的著作、发表的文章是很多的。论文在20年前统计就有600多篇了。现在没有统计过，估计超过1000篇是没有问题的。出版的个人著作，仅党的十九大以来就已经有20多本。这些著述涉及很多学科和领域。由于我后来的工作在党史部门，所以一般人大都说我是搞党史或党建的。其实，我在中央党校带的博士生，是国际政治学、国际战略方向，同时，还协助龚育之老校长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博士生。

这就涉及做学问是通还是专的问题。对于国家来说，既要有专才，也要有通才。专才钻得深，但通才也普遍需要。我的通是根据主观和客观条件决定的。通有通的好处。研究历史，可以上升到理论高度；讲理论课，可以用历史事实来说明；研究中国，可以用国际做参照系；研究国际，可以为中国提供对策建议；研究理论，可以指导现实；关注现实，可以上升到理论高度。

除了要求自己，我也鼓励学生做前瞻性研究。只有走在时代前面，写出来的文章才会有现实意义。我曾指导博士生写过一篇《世界恐怖主义及其对策研究》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放在今天，选题并不稀奇，但我的学生是在“9·11”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前完成了博士答辩，论文对世界恐怖主义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进行了研究分析，它成了中央党校获得的第一篇，也是迄今唯一一篇“全国百篇博士优秀论文”。

回顾自己的经历，我确实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世事沧桑是我或困顿或进步的大环境。我从来没有指望“天上掉下馅饼来”，而是坚守自己的人格，在做人、做事、做学问上下功夫、在实干和努力中创造未来。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扎扎实实做学问。现在，做事的机会不多了，做学问则是我的乐趣。我希望自己仍然能保持灵敏的学术嗅觉，在对现实问题的调查和研究中，思考更前沿的问题，用手中的笔记录时代变迁，用总结提炼的理论推动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