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小文在贵州大学哲学系成立五十周年庆典上的发言

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

——在贵州大学哲学系成立五十周年庆典上的发言

叶小文

（2022年8月21日）

“学府起黔中，百廿年风雨沐桃李，华章赓续；杏坛传薪火，五十载哲学育新人，只争朝夕”。我是贵州大学哲学系1976级学生，提前毕业考入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班，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学博士学位。在1982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社会学否定之否定的进程及其内在矛盾》，曾于198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论文奖。我现在每年为北京大学博士生上通识课，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博导和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代理事长。

记得四十年前，贵大哲学系为我举办欢送会。告别母校，我拉了大提琴。昨晚，贵大哲学院和音乐学院又举办了一个题为“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的主题音乐会，再回母校，我演奏了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据说当年托尔斯泰就是从这首曲子里，听到了劳动人民的灵魂。

音乐是灵动的哲学，哲学是活着的灵魂。孔夫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学点哲学，一生受益，一路如歌。

记得在四十年前，我作为一个毕业于贵州大学的哲学青年，在《贵州青年》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让我们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的小文章。请允许我念几段原文。

 哲学，马克思称“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曾几何时，“哲学”一度变成令人厌恶的字眼。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的艰苦努力，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哲学才随之得到解放，洗刷掉抹在身上的污秽，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以它不朽的生命和灿烂的光华，日益吸引着广大青年。

但是，与其说哲学吸引青年，不如说青年们自己在寻找哲学。这里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动乱的阵痛中，必然孕育着、产生着思考的一代，奋起的一代，这是历史的必然。

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我们由于继承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先驱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成果，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并且正在我们建设四化的实践中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奏出时代的华丽乐章。

如此说，并不是反对青年们去比较、鉴别、探索。既然我们的前辈正是靠他们自己的探索与思考而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这一代青年又何尝不可以通过自己的探索和思考而得出同样的结论？此番的皈依，比起幼时的听信，来得坚定、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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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下午要赶回北京列席全国政协常委会，不能参加哲学院的“面向未来的哲学学科”高峰论坛，请允许我在此多说几句，为论坛抛砖引玉。

我们讲“哲学面向未来”，其实未来已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目标。但这决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遭遇的风险挑战接踵而至，浪急风高，有时甚至是惊涛骇浪，其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我们要谨防蹈入颠覆性陷阱，绝不能去犯颠覆性错误。我们现在是“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必须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需要更有战略定力，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我们也需要更有哲学头脑，“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每临大事有静气，每遇风险靠定力，每逢迷雾讲哲学。哲学的头脑和眼光，善于以大历史观环顾世界。今天在赶赴贵阳的途中，从线上的全国政协委员读书群里，正好看到外媒报道：俄乌战事陷入胶着状态，而俄外长拉夫罗夫敦促全世界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舞台。在拉夫罗夫看来，一个人们必须作出抉择的历史阶段已经到来。要么遵循西方强加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其中只有一条规则：听从华盛顿的命令，继续屈从美国霸权，否则受到惩罚。要么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即联合国基于各国主权平等的原则，建设一个公平的新世界。的确，以往决定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是大国主导，甚至是霸权；如今，基于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国际关系范式正在走向基于“命运共同体”的新秩序。这种思想理念，以我们中国倡议的“共享的未来”为引领，要构建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和平与稳定。

在此，哲学的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又显现了。人类文明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新时代对人本主义的呼唤，需要对传统人本精神继承吸收，发扬其积极成果又要革故鼎新。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代人本主义多强调作为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尊重人的本能欲望，虽然催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极端膨胀的个人。面对第一次文艺复兴遗留下来的膨胀了的个人，新的文明复兴，要建造和谐的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既巩固第一次文艺复兴人本主义积极成果，又要对其过分的运用有所克制。当西方文明以霸权的形式推行其价值观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当传统的工业文明发展导致生态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当西方文明过分强调物质、商业和市场利益的时候，我们需要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新型关系的潮流，就是新文明复兴；这种新型关系的旗帜，就是新人文主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促进新文明复兴，建设新人文主义。“天人合一、天人相通，民本为上、厚德载物，以仁为本、以和为贵，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天道”观念，乃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源头，由此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要在哲学上高举起迎接新文明复兴、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把握住新人文主义的话语权，使冷战战略、冷战思维彻底成为历史，跨越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为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同时，也就为中华民族赢得和延长实现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的“面向未来的哲学学科”，可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为人类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

贵州大学哲学院的老师和同学，我的年轻一代校友们，你们正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

祝贵州大学哲学系，五十大寿生日快乐。

祝贵州大学哲学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