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心从政：我的不平静的十年

壮心从政：我的不平静的十年

（原文作者贺大经，1988年11月－1998年6月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作者是民盟盟员）

1988年底到1998年，我在成都市人民政府任分管文教的副市长。有朋友要我谈谈这段从政的经历和感受，我想还得从头说起。

★统战部推荐我进了政府

从小到大，做梦也没有想过要当“官”。特别是1981年到1984年在英国作访问学者进修时，获取了应用物理博士学位以后，更是一门心思要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在到政府工作之前，我正忙着重大工程项目和民品的开发。可以说此时我正处于20多年来科研工作的巅峰时期，心里有许多宏伟的计划。所以，当市委统战部长找我谈话，说要将我作为副市长候选人时，我似乎在听“天书”，真想问问“你们有没有搞错？”

“候选人名单是组织部和统战部一年多来从近百名被推荐人中，与各民主党派反复协商，经市委常委会研究报省委批准确定的，最后要由人大代表投票决定。选上了就大胆地干。既然是差额选举，也要有选不上的准备。”统战部长对我解释说。

我还能说什么？“坚决不干，不是我们这代多年来党叫干啥就干啥”的人能说出口的话。最后，选不上的希望落空了，我就这样进了政府。

★上任首遇突发事件

那是1989年元旦的长跑越野赛。作为成都市一项有上万人参加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到这一年已是第20届。当了副市长，自然是总指挥，体委主任“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发令开始和宣布结束。那天大雾，天气特别冷。天不亮我就赶到主席台上岗，不知为何心里总有要出事的感觉，但是看到工作人员和公安干警已经各就各位，一切都紧张有序地进行着，心也就渐渐地放松下来。

雾破见晴天，正当活动即将圆满结束时，体委主任跑来告诉我，有一个运动员突然倒地，昏迷不醒。接着卫生局长又来告诉我，情况不好，那个运动员抬上救护车就没有了脉搏。据查死者是一个20多岁刚入学的大学生。

等我和各部门的领导赶到医院的时候，急救室外面围满了闻讯赶来的学生，议论纷纷，指责现场混乱和抢救不及时。他们要是知道，里面的人已经死了，可能会把医院砸烂。我马上在急救室旁的医生办公室召开了紧急会议。

公安、体委、医院、学校和教委的负责人都说完了以后，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大家习惯地把目光投向我这个上任没多久的总指挥，我这一阵子感到了“市长”的份量。政府工作是行政首长负责制，谁坐在这把椅子上谁负责。政府又是办事的部门，作出错误的判断和部署是难免的，最可怕的是不判断、不部署，错过了时机，就只能是永远的错误。在处理这些突发的紧急事件时必须当机立断。

科研工作中的归纳推理帮助了我：安抚学生，才能控制局面，保持稳定；要安抚学生必须查明原因，要查明原因只有尸检；要尸检必须征得家长的同意。显然，用最快的速度找到家长并说服他们是处理整个事件的关键。时值元旦放假，那时又没有移动电话，请示是来不及了。于是我请学校书记带一部车两个司机立即出发接家长到成都，中途换人不换车快去快回。除此以外，我又对安抚学生、新闻报道、组织领导和联络工作等提出了意见，并特别强调，要千方百计在学校放假的三天内查明死因，以免造成严重的后果。

会后，我赶快向市长汇报，并每时每刻注意事态的发展。各项工作安排进展顺利，第二天查明该生死于急性胰腺坏死，排除了现场和抢救的失误。终于可以给学生们一个交代，但毕竟死了一个人，我的心还是沉甸甸的。在以后的10年中，诸如急性传染病爆发流行、重大医疗事故等突发事件，几乎年年都有，相比之下，1989年元旦的事情还是最小的，但由于有了那一次的经验，此后在处理这类事件时便心中有了底。1989的元旦，令人难忘。

★中国的市长不好当

中国的市长之所以不好当，更多地表现为无限责任和有限手段的矛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组建的政府，什么都得管，大到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管理、社会治安，小到掏阴沟、抓耗子、灭蚊子，都是“目标责任制”。

一方面，不该管、管不了的还交不出去，缺乏称职的“二传手”，如社会团体、中介组织、社区组织等；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行政命令组织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难以落实到基层。因而，在当前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市长特别不好当。不好当，也得尽力当好。

到政府工作3个月以后，我分析了一下每天都在干什么，怎么会疲于奔命而又收效甚微，甚至连中央的文件都没有时间认真研究，更不要说下去调查研究。

于是我请教了那些长期在政府工作的人，逐步悟出了一个道理，做科研工作要找题目，而做政府工作要能够找出那些可以不过问的题目，不是找什么来干，而是找什么可以不干。副市长下面还有各职能部门，副市长应该站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在各个部门职能的交叉点上多下功夫，也就是一位老市长告诉我的“多做协调工作”。

有了这个认识，轻松很多，成效也明显，中国的市长不好当，但中国的市长还是可以当好的。

★当学者与当市长不一样

研究工作常常需要亲自查文献、做实验、写报告，产生的新思想、新理论往往是个体劳动的结果。因此当副市长之前，我不太注意与人沟通，、也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当站在副市长的位置上，仍采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工作时，着实吃了不少苦头，也渐渐体味到了当学者和当市长的不同。

成都市是一座特大城市，有近1千万人口，下辖19个区（市）县，任何一项工作想要贯彻下去，横向要靠相关的职能部门，纵向要靠各区（市）县。我曾经分管8个部门每个部门的领导有一正三副，加上办公室主任，涉及约40人，再加上区（市）县和相关的如财政、计委、人事、宣传部门等，大约要和300人打交道。

党委的决策、上级的指令、市长的意见等，都要靠这支300人的队伍，推动其下属的10多万职工，去影响千家万户，变成现实的行动。这光靠我个人的能量是无法完成的。

到政府工作不久，我还发现我的很多“指示”并没有被照办，细心研究一下，无非是三种情况：不正确、不可行、没想通。出于对党外干部的尊重，他们不会顶撞我但不正确不可行的“指示“人家没法儿办，没想通的人家也不会去办。在实践中，我发现“指示”行顺畅而且成效明显的，都是和办事同志事先充分商量过的，并吸取了他们意见的事情。我感到了与人沟通的重要。

处理好人际关系，还是毛主席说的好，上下级、同志之间的支持、谅解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过去做研究工作，多是个体劳动的结果，而在政府工作，必须将个人的劳动和聪明才干，融进于百万人的现实力量。

换而言之，千百万人又是通过这些干部去组织推动的。因而要为人民服务，先得为这些局长们服务；要做“指示”,先得听听他们的“指示”。如果看不见身边的这一批“群众”，那么市长的“群众观点”是不完整的。对此我似乎觉悟得晚了一些，如果早点觉悟，改改脾气，局面可能大不一样。

我在政府的工作经历留有遗憾。正如歌中唱的那样，到这个岗位时才发现有许多功课没有做，而且发现有些可以做得更好。时光不会倒流，聊以自慰的是，我尽了力了。成都市这10年的发展也融进了我的汗水和心血。10年中，我得到组织上和同志们的许多帮助，结交了许多朋友，忙碌而充实。